“你很好奇?”
周壽山聽到男人的笑嘻嘻的詢問聲,停頓了下來,忽然對着男人問了起來。
男人聞言臉上的笑容一僵,忽然想到了半年前王金龍在周壽山手下的慘樣,還有現在他們的老闆也很不好惹,趙亞洲的身份他是知道的。
雖然男人當時覺得,大不了砍完人,他就跑路,以後不去近江了。
但陳總不一樣。
陳總是在近江立足的。
想着半年前,我提着刀一馬當先,在趙亞洲胸口砍上一刀的畫面,男人頓時語氣軟了下來,趕緊對着周壽山賠笑的......
我躺在次臥的牀上,沒開燈,窗外近江的夜色沉靜如墨,遠處高架橋上偶有車燈劃過,像一道道微弱的光痕,轉瞬即逝。手機屏幕在枕邊亮了一下,是韓秋髮來的微信,只有兩句話:“陳安,張市長今早跟省廳打了招呼,趙亞洲出院後暫時不參與任何公務活動,組織上會安排他‘休養’三個月。另外,許關地塊的掛牌公告已撤回,重新擬定出讓條件——新方案裏,容積率下調0.3,商業配建比例提高至25%,綠地率不得低於38%。”
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,指尖懸在鍵盤上方,卻沒回。
這不是通報,是示好,更是託底。
張正明沒有明說,但韓秋替他說了——趙亞洲被“軟禁”了三個月,不是因爲傷情,而是因爲張正明借省廳之口,把人從一線摘了出去;而許關地塊重擬條件,表面是技術性調整,實則一刀斬斷了趙亞洲原定“低價拿地、快速開發、以商補住”的套利路徑。容積率下調,意味着總建面縮水近三萬方;商業配建提高,直接拉高前期投入與後期運營門檻;綠地率硬性提升,則進一步壓縮可售面積。這些數字背後,是趙亞洲原本預估的1.2億淨利潤,被生生削掉七成以上。
他不是輸在刀上,是輸在規則改寫的速度裏。
而改寫規則的人,此刻正坐在市委家屬院那棟灰牆小樓裏,陪孩子打羽毛球——我送的黑卡,他夫人用得比我還勤。
我翻了個身,側躺着,手肘抵着枕頭,忽然想起汪宏宇下車前拍我肩膀時說的話:“你老大哥還是有點理想,想做出點成績出來的。”
不是不想收錢,是怕收了錢,就再也分不清哪句是真話,哪句是權宜之計;不是不缺錢,是怕錢一進來,就把當初在城投會議室裏拍桌子說“這塊地必須公開招標”的那個自己,給埋了。
我閉上眼,腦中卻浮現出去年冬天,汪宏宇帶我去城投檔案室查舊宗地資料的情景。那天下着凍雨,走廊燈泡接觸不良,滋滋閃着黃光,他穿着件洗得發白的藏青夾克,袖口磨出了毛邊,一邊翻泛黃的紙質卷宗,一邊用紅筆在A4紙上密密麻麻畫時間軸:哪年徵地、哪年閒置、哪年補籤協議、哪年變更用途……最後指着一行鉛筆小字對我說:“你看這兒,2017年11月23日,市規委會紀要第87號,明確要求許關地塊須配建不少於2000平米社區養老服務中心——但後來所有公示文件裏,這條全沒了。”
當時我沒說話,只盯着那行被橡皮擦得幾乎透明的鉛字,像盯着一道癒合又撕裂的舊疤。
原來有些底線,從來不是突然立起來的,而是一次次彎腰低頭,在塵埃裏摸到棱角之後,才慢慢攥緊的。
第二天上午九點,我準時到了市工商局商標註冊窗口。排在我前面的是個穿工裝褲的年輕人,手裏攥着一沓圖紙,正跟窗口女職員爭執:“我們‘飛鳥健身’logo裏那隻鳥,翅膀張開是45度,不是46度!怎麼就和人家‘雲雀運動’構成近似了?”
女職員頭也不抬,手指敲着鍵盤:“《商標審查標準》第三章第七條,圖形構圖要素、視覺中心、整體外觀近似,易使相關公衆對商品或服務來源產生誤認的,不予覈准。您這翅膀弧線,和人家連筆觸走向都一樣。”
年輕人急得額頭冒汗:“可我們設計稿是原創的!我昨晚三點睡的覺,就爲改這根線!”
“原創不是嘴上說的,得有創作底稿、時間戳、設計過程記錄。”女職員終於抬眼,語氣平直,“您要是真有,現在去隔壁公證處做存證,回來我給您加急。”
那人愣了兩秒,轉身就往公證處跑,工裝褲屁股上還沾着半片梧桐葉。
我站在後面,沒笑。自己包裏也揣着安瀾運動館的VI手冊——主視覺是水墨勾勒的太極輪,中心嵌一枚青銅質感的“瀾”字印,外圈環形排列十六個運動剪影,取意“十六式導引術”。張君昨夜喝高了還嘟囔:“你這設計太文氣,不像健身房,像國學館。”我沒接話,只把手冊又往包裏按了按。
輪到我時,窗口遞來一張表:“‘安瀾’兩個字,是否在第41類(教育娛樂)、第42類(科技服務)、第35類(廣告商業)同步申請?”
“全部。”我說。
“費用合計一萬二,含三年監測服務。另外提醒,‘安瀾’在江蘇已有企業註冊爲餐飲商標,但覈定服務範圍不重疊,無衝突。”
我刷完卡,接過受理通知書,紙面還帶着打印機餘溫。走出大樓時陽光正烈,照得玻璃幕牆反光刺眼。我抬手遮了遮,忽然看見馬路對面停着輛銀灰色奧迪A6,車窗緩緩降下,露出汪宏宇半張臉。
他沒下車,只是抬手朝我點了點,算是招呼。
我走過去,他搖上車窗,指了指副駕座:“上來說話。”
我拉開門坐進去,車裏開着冷氣,混着淡淡的雪松味,是他慣用的車載香薰。他沒看我,目光落在前方十字路口,綠燈剛跳成黃燈,幾輛電動車搶在最後一秒竄過斑馬線。
“知道我爲什麼拒你第二次?”他開口,聲音不高,像在說天氣。
我沒應聲,等他往下講。
“第一次收,是破例。破的是‘不該收’的例。”他頓了頓,食指在方向盤上輕輕叩了兩下,“但破例只能有一次。第二次再破,就不是破例,是習慣。”
我點點頭:“我明白。”
“你不光明白,你還真信了。”他側過頭,眼裏沒什麼情緒,卻有種沉甸甸的肯定,“很多人覺得,只要我不收,就是清廉;只要我收了,就是墮落。其實不是。收與不收之間,隔着一條線,叫‘可控’。去年那一百萬,我算過賬——兒子留學四年,學費加生活費,硬支出一百一十三萬。我多收十三萬,是給自己留個應急口子,不算越界。但這次五百萬……”他搖頭,“這筆錢一旦進了我賬戶,就不再是‘應急’,是‘通道’。以後再有人找我辦事,開口就是‘汪局,上次陳安的事您都肯幫忙,這點小事……’——到那時,我攔得住第一句,攔不住第二句,第三句,第四句。”
他忽然笑了下,很短,像刀鋒掠過冰面:“你以爲趙亞洲真不知道許關地塊有多肥?他當然知道。他敢明着搶,是因爲他篤定,像我這樣的人,要麼收錢放行,要麼裝聾作啞。他沒料到,有人既不肯收錢,也不裝聾作啞,而是直接把整張牌桌掀了。”
我喉頭微動:“所以……張市長那邊……”
“張市長沒掀桌。”他打斷我,語氣忽然沉下去,“是他讓人把桌布換了——換成了白底藍紋,上面繡着‘依法依規’四個字。趙亞洲伸手去抓,抓了一把空氣。”
車裏靜了幾秒。空調風聲沙沙響。
“你昨天問我,是不是爲了楠姐纔想開北京旗艦店。”他忽然換了個話題。
我一怔:“嗯。”
“楠姐不是你親姐姐,但你護她,比護親姐姐還緊。”他望着前方,眼神平靜,“當年她在金鼎花園物業當主管,被人誣陷私吞維修基金,是你一個人查三個月流水,找到開發商做假賬的證據,逼他們登報道歉。這事沒幾個人知道,但我查過。”
我心頭一熱,又迅速壓下去:“那都是過去的事了。”
“過去的事才最見人。”他啓動車子,緩緩匯入車流,“人這一輩子,最難的不是往上爬,是往上爬的時候,別把底下墊腳的磚,一塊塊抽出來砸自己腳面。”
車子駛過市體育中心,玻璃幕牆上正掛着巨幅廣告:“全民健身·活力近江——2024年度公共體育設施升級計劃”。海報角落,印着市體育局、發改委、財政局聯合公章。
我忽然問:“明哥最近,是不是在推社區嵌入式運動站?”
他 glanced at me,嘴角微揚:“你消息倒靈通。”
“我運動館會員裏,有三個街道辦副主任,兩個社區書記。”我笑了笑,“他們說,上個月市裏開了三次協調會,專門討論‘十五分鐘健身圈’落地難的問題。有人說場地不夠,有人說資金缺口大,有人說居民投訴擾民……最後張市長拍板,試點‘政企聯建’模式,政府出地、企業運營、財政補貼運營成本的30%。”
他沒否認,只問:“你想接?”
“我想。”我直視前方,“但不是以安瀾名義接。”
他挑眉。
“我想成立一家新公司,叫‘安瀾社體發展有限公司’。”我語速平穩,“註冊資本一個億,其中四千萬由安瀾地產注資,三千萬由我個人出資,剩下三千萬,面向社會招募戰略股東——但有一條鐵律:所有股東不得干預日常運營,董事會設一票否決權,由社區居民代表、體育專家、公益律師三方共同行使。”
他沉默了足有半分鐘,才低聲道:“這法子……夠狠。”
“不是狠。”我搖頭,“是把‘不得不’變成‘不能不’。如果居民代表能一票否決裁員、漲價、砍課程,那我們就只能把課開得更實,把價定得更公,把服務做得更細——因爲一旦做不好,第一個趕我們走的,不是政府,是街坊鄰居。”
他忽然輕笑出聲,笑聲裏竟有些少見的鬆弛:“難怪張市長說,跟你聊天,比聽十場政策解讀還累。”
“明哥,我還有個不成熟的想法。”我趁熱打鐵,“能不能請市體育局牽頭,把‘安瀾社體’納入全市公共體育服務採購目錄?比如,政府每年向我們購買兩百萬課時的青少年體適能培訓,一百萬課時的老年人防跌倒訓練……價格按市場均價八折結算。”
他沒立刻答,只把車停在了市圖書館地下車庫。熄火後,他解下安全帶,認真看着我:“陳安,你知道爲什麼張市長願意幫你,卻不讓你進他的圈子?”
我搖頭。
“因爲他看得清。”他聲音很輕,卻像釘子楔進水泥,“你身上有股勁兒,不是衝着他來的,是衝着事情本身的。他不怕你野心大,怕你野心一歪,帶偏一整個盤子。所以他給你撐傘,但不給你傘柄——傘柄得你自己造,造得牢不牢,他盯着呢。”
我胸口一滯,像被什麼攥住了。
他推開車門:“走吧,帶你見個人。”
我跟着他穿過圖書館負一層長廊,拐進一間標着“地方文獻閱覽室”的小門。裏面沒開大燈,只有一盞檯燈亮着,照着桌前一個穿靛藍布衫的老者。老人戴着老花鏡,正用放大鏡看一本泛黃冊子,聽見動靜,抬頭笑了笑,眼角皺紋舒展如漣漪:“宏宇來了?這位就是小陳吧。”
汪宏宇頷首:“周老,人我帶來了。”
老人放下放大鏡,從抽屜裏取出一隻木盒,打開——裏面靜靜躺着一枚銅質印章,印面陰刻“近江市民衆體育促進會”,邊款是民國二十三年制。
“這是1934年,咱們近江第一個民間體育組織的會印。”老人手指撫過印面,“當年會長是個教書先生,帶着學生修操場、辦運動會、教老百姓打太極拳。日本人打進來了,他把印裹在油紙裏,埋進自家梨樹根下,臨死前告訴兒子:‘印可以鏽,事不能停。’”
他把印章推到我面前:“前天,張市長託我捎句話——‘體育不是生意,但沒生意,體育活不下去。’這枚印,我代管三十年,今天交給你。不是讓你供起來,是讓你接着蓋。”
我雙手捧起印章,沉甸甸的,銅涼,心燙。
老人又遞來一張紙:“這是第一批擬合作的十個社區名單,全是老舊小區,健身設施癱瘓多年。你先挑三個,下個月初,市裏開現場推進會,你帶着方案上去講。”
我低頭看紙,第三個名字赫然是金鼎花園——楠姐當年工作的地方。
走出圖書館時,日頭已西斜,把兩人的影子拉得很長,一前一後,並不重疊,卻始終朝着同一個方向延伸。汪宏宇忽然說:“你猜趙亞洲現在在幹什麼?”
我搖頭。
“在抄《孟子》。”他笑了笑,“他爸給他請了個老先生,每天上午兩小時,專講‘民爲貴,社稷次之,君爲輕’。”
我沒笑,只覺一股涼意順着脊椎悄然爬升——那不是恐懼,是一種近乎肅穆的清醒。原來真正的高處,並非無人敢攀的絕壁,而是你每踏出一步,腳下都映着無數雙眼睛,而你終將明白:所謂登階,不是踩着誰的肩膀上去,是讓身後的人,也能看清檯階在哪,然後自己邁上來。
手機震了一下,是張君發來的消息:“剛收到消息,‘鼎紅會所’新批的消防驗收過了,下週就能開業。另:蘇婉今早帶方婕去婦幼做產檢,一切正常。她讓我轉告你——晚上回家喫飯,她燉了烏雞。”
我盯着屏幕,拇指懸在回覆鍵上,遲遲未落。
晚風拂過梧桐枝頭,抖落幾片新葉,輕輕覆在腳邊。我忽然想起昨夜泡的那壺茶,茶葉沉底,水色澄澈,苦盡之後,回甘悠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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